汶川大地震震惊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解囊相助，捐款捐物献血者不计其数，但就在各地民众献出自己的爱心之际，各种捐款排名也不断出现在网络媒体上，有的甚至即时更新，而对明星和企业的捐款数额的品评也纷纷出现，很多网友甚至指责某些他人捐款太少，对此，笔者以为，爱心和善念是不能以捐款数额来评定的，而询问他人是否捐款以及捐款数额的多少，或对他人的捐款行为加以指责更是亵渎了人们的爱心。 [阅读全文]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权利的实现需要支付成本，而成本包括两部分：个人支出和公共支出。举个例子，对私有财产权的维护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如果人们（尤其是富人）想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富，他需要购买质量过硬的防盗门，入住更为安全的小区，甚至雇佣私人保镖看家护院，这些都是维护权利的个人支出；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培训合格的警察队伍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培训警察的目的是惩治犯罪（当然包括偷窃或抢劫富人的犯罪），只有已发生的犯罪行为得到有效矫正才能形成威慑，防止更多犯罪行为的发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目的是促进平等，安抚底层民众，保障社会秩序。很显然，如果穷人吃不起饭看不起病，不犯罪的结果是等死，而犯罪至少能保住一命的话，再严厉的刑罚也无法阻止他们为了维持生存而犯罪，而犯罪的对象很显然是有钱人。尤其是当穷人普遍无法生存下去时，暴动便出现了，此时富人的财产将会变得一钱不值。而无论是培训警察还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都需要支付成本，这是维护权利的公共支出，而这笔支出最终还是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 [阅读全文]

當然，這一切都要依賴于一個建立在憲政制度基礎上的尊重人權幷規束自己行爲的政府，只有在這一前提下，人民才能分享一個統一中國的發展所帶來的利益。如果一定要在一個分裂而民主的中國與一個統一而獨裁的中國之間選擇的話，我寧願選在前者。 [阅读全文]

我个人比较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除了它非常容易为极权制度利用外，还因为它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不讲道理，只要是本民族的都是对的，容不得他人甚至容不得本国人的批评。但同时，我也反对国家分裂，反对台湾、西藏和新疆独立，赞同依靠和平手段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这主要不是源于民族意识，而是源于政治与经济考量，更深层的，源于对个体发展的考量。 [阅读全文]

我个人比较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除了它非常容易为极权制度利用外，还因为它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不讲道理，只要是本民族的都是对的，容不得他人甚至容不得本国人的批评。但同时，我也反对国家分裂，反对台湾、西藏和新疆独立，赞同依靠和平手段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这主要不是源于民族意识，而是源于政治与经济考量，更深层的，源于对个体发展的考量。 [阅读全文]

看《大国崛起》，无论是西班牙、英国还是法国，强大的皇权国家的建立都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和海外市场的开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就法国而言，路易十四的重商政策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催化剂。而且，无一例外，最专制的时期并没有阻碍这些国家的文化进步和艺术发展，相反，各方面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当然除了人权保障，实际上此时的启蒙运动也在孕育人权保障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伊丽莎白女王容忍莎士比亚在剧院里描绘丑陋的国王形象，太阳王路易十四则亲自建立了法兰西建筑、音乐、舞蹈学院和科学院。这些都与中世纪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的中国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清朝，但是，清朝奉行的却是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而本身极为多才的康熙皇帝却把西方的科学视为末技，各种科学技术更是被雍乾两帝视为奇技淫巧，知识分子仍在为夺取科举考试的胜利并进而得君行道而不懈努力。 [阅读全文]

虽然当吴萍杨武夫妇以其维权的执著和坚守将重庆拆迁事件演绎成近乎一个传奇的时候诸多评论声称“史上最牛钉子户”将成为中国城市拆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和标志，但是，当幸运的吴萍杨武夫妇通过妥协维护了自己权利之后，我们看到，各地的拆迁矛盾依旧尖锐，由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或暴力对抗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中国的城市拆迁问题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而变得容易解决，诸多被拆迁人的利益也没有因此便得到了更好的维护。类似“钉子户”事件引发的社会影响也许能让事件的当事人受益，然而，如果事件过后引发矛盾的原因依然存在，解决问题的制度依然缺乏，那么，“钉子户”事件的象征意义将远大于实际意义，城市拆迁问题将会继续困扰急速奔向城市化的中国并继续威胁中国现实及未来的稳定和发展。 [阅读全文]

托克维尔认为，民情不仅是指这样一种地方自治，它还包括美国民众的一种文化，或者说是精神，托氏称之为民主“享用者的本能”[4]。譬如民主意识、权利观念和公共精神。托氏认为，“在小事情上都没有学会运用民主的老百姓怎么能在大事情上运用民主呢？[5]，“人民都知道社会的普遍繁荣对他们本身的幸福的影响……并愿意为国家的富强而效劳。”“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7]这些包含于民情中的文化，对于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的实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阅读全文]

法治国家遵循这样的逻辑假设：公权力持有者都是“恶”的，它随时可能侵犯公众的权利和利益；而公民则是“善”的，其“善”是不证自明的。因而，国家如果想将民众从事的某件事情确定为非法并加以禁止，就必须有确凿详尽的理由证明一件事情的社会危害性，民众却无需证明其合理。但是迄今为止，就我狭窄的视野而言，我并未看到谁有充足的理由能证明性服务业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危害性或者定然会导向什么样的“恶”，除了我们主观臆想的性服务业会败坏社会风气之外。 [阅读全文]

多数至上主义应否在民主社会中具有完全的统治性便是十分明了的了：民主的本质是多数的民主决定必须合乎宪法，而这一点又是通过联邦法院大法官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实现的。当美国历史延续这一逻辑发展下来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几乎所有的人得到平等对待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也得到良好平衡的繁荣的现代国家，这一国家的法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对我们建设一个宪政的民主共和国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阅读全文]